网络配资股票

股票配资需要通过正规的配资公司进行。投资者需要提供一定的抵押物，如股票、基金或现金，并与配资公司签订配资协议。配资公司将根据抵押物的价值提供一定倍数的资金，通常为1-5倍。

摘要：本文基于57个经济体1990—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各种类型的跨境资本流动对东道国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整体而言，FDI改善了东道国的收入分配，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二，FDI对收入分配的改善作用在发达程度较高、金融市场更完善的经济体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更为显著；第三，FDI通过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降低东道国的失业率以及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改善了收入分配；最后，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进FDI对东道国收入分配的改善。

引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包括外国直接投资（FDI）、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主要为跨境银行贷款）等在内的跨境资本流动增长迅速，并且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获得外部资金以实现本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动力，同时全球跨境资本流动也经历了结构性变化（谭小芬等，2023）。跨境资本流动能够通过资本积累、技术转移、生产过程创新、生产效率提升、劳动力培训和就业创造等渠道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Song et al.，2021）。以中国为例，2020年中国资本流入总额达到9138亿美元，同时资本流出总额为7645亿美元，均创造了有数据记载以来的最高数值。2020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金额为3829亿美元，股权投资与债券投资规模分别达到了3046和1973亿美元，反映出中国不断推进金融市场开放和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吸引力，而FDI等跨境资本流入成为中国实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以及产品服务市场扩张的重要推动力（郑新业等，2018），《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19年版）》等外商投资促进政策的颁布也体现出中国更好地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发展的决心。

然而，跨境资本流动在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跨境资本流动可能使得关键技术受制于外资进而威胁到产业安全（陈强远等，2021），同时可能会对东道国的收入分配产生不利影响。例如，FDI增加了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不平等，FDI通常集中于东道国的部分地区进而带来地区间发展的差异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因此，随着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数量与波动幅度的不断加剧，学术界开始探讨跨境资本流动与东道国收入分配间的关联。在资本流入激增的时期，外资（尤其是短期资本流动）为东道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通常不能够较好地被全体居民共享，进而导致收入分配出现不平等（Liu et al.，2020）。一旦跨境资本流动出现反转，低收入群体通常是资本外逃的主要受害者（De Haan & Sturm，2017），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在东道国资本市场繁荣时期，高收入家庭通常能够获得超额利益，而低收入家庭并不能享受到资本市场带来的收益，从而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也有部分学者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跨境资本流动能够降低东道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Herzer & Nunnenkamp，2013）。Lee et al.（2022）认为FDI可以改善东道国的收入分配，但这种效果会随着东道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而减弱。

目前，学术界就跨境资本流动如何影响东道国的收入分配说法不一，国内外学者根据样本国家选择的不同得出了异质性的结论。鉴于跨境资本流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对于东道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57个国家1990—2019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对跨境资本流动如何影响东道国收入分配进行实证研究。和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和创新点在于：首先，我们使用不同人群收入占比的分位数而非较多使用、误差较大的基尼系数来衡量东道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只考虑了收入分配的整体形态，而不同人群收入占比的分位数能够比较不同分位数之间的差异，这样可以更精确地揭示不同收入群体在收入分配中的相对差距。此外，现有研究几乎全部聚焦于探讨FD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本文将跨境资本流动进一步细分为FDI，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分别研究三种主要类型的跨境资本流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其次，在内生性的处理方面，本文没有使用单一的某个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而是创造性地基于多个外生变量通过回归和预测构建了东道国FDI的工具变量，2SLS模型结果也显示工具变量较好地缓解了计量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最后，本文将资本账户开放与跨境资本流动相结合，发掘了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在FDI影响东道国收入分配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并揭示了跨境资本流动影响东道国收入分配的潜在机制。

一、 文献综述与假说

以FDI、证券投资、其他投资以及国际汇款为代表的跨境资本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资本流入可以降低发展中国家国内消费和投资的融资成本，提高东道国企业的生存率与产出安全水平（陈强远等，2021），从而使东道国的经济受益，但长期来看可能会带来东道国的金融风险的增加（Ghosh et al.，2016；Liu et al.，2020）。由FDI带来的收入自1990 年代以来一直呈增长趋势，并且占据了部分国家经常账户的很大一部分（Joyce，2021）。近年来，国外学者开始关注跨境资本流动对东道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但由于样本国家和时间跨度选择方面的差异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总体来看，目前文献关于跨境资本流动与东道国收入分配的关系可以分为积极影响、消极影响和异质性影响三大类。

部分学者认为跨境资本流动能够缓解东道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Koechlin & Leon（2007）发现，国际汇款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虽然较高的国际汇款流入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不平等，但之后这种收入不平等将会降低。国际汇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减少贫困和收入不平等，国际汇款的流入能够提升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同时对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产生不利影响（Acosta et al.，2008；Portes，2009）。虽然国际汇款在各个层面增加了家庭支出，但对贫困家庭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国际汇款本身能够改善贫困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问题（Bang et al.，2016；Pal et al.，2022）。Herzer & Nunnenkamp（2013）认为，从长期来看FDI 的流入和流出可以缓解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这一长期因果关系是双向的，FDI 的流入和流出增加会降低收入不平等，而收入不平等的减少会导致FDI 流入和流出的增加。Delis et al.（2014）研究了 91 个国家的资本流动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他们发现国际资本流动减少了收入不平等，同时增加了相对贫困人口的收入份额。Xu et al.（2021）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研究发现，随着 FDI和人均收入的增加，各国收入不平等程度会降低，而贸易开放、教育、政治不稳定和腐败将会扩大收入不平等。Lee et al.（2022）通过不同金融指标的阈值效应研究了2001-2015年期间 37 个国家样本的收入不平等、FDI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他们基于面板平滑过渡回归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 FDI有助于减少收入不平等，但当国家达到金融发展的阈值水平时，这种有益的效果会变弱。 陈岑等（2022）基于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的视角发现，FDI的水平溢出效应和垂直溢出效应均可缩小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进而有利于收入分配的优化。

另一部分学者的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流动反而会加剧东道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Clark et al.（2011）在文献回顾中得出结论，FDI通常带来的是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经济增长，但是会显著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资本市场繁荣的期间，富裕家庭通常能够通过金融市场以及不断提高的资产价值获得超额利益，而低收入家庭并不能享受到资本市场带来的收益。在自由化的金融和资本账户环境中，金融部门的增长通常快于实体产业进而使富人赚得更多，从而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Cornia，2012）。Herzer et al.（2014）通过面板协整方法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研究表明，FDI 对收入分配表现出负面影响。通过FDI、资本账户开放以及股票市场资本化实现的金融全球化一直是欧盟国家收入不平等的来源，其中对收入不平等影响最大的是FDI（Asteriou et al.，2014）。Cabral et al.（2016）调查了1970-2004 年期间 15 个国家资本流动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他们发现投资组合权益和 FDI对最高收入份额产生较大正向影响，进而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加剧。Adams & Klobodu（2017）考察了跨境资本流动对 21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同影响。他们发现FDI 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扩大了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而国际汇款、外债和援助并没有对收入不平等产生显著影响。黄泽清和陈享光（2018）基于帕尔马比值的研究也认为，短期国际资本通过非生产性套利行为扩大了中国收入分配的差距，FDI还可能通过降低企业实际执行的劳工标准和环保标准影响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收入流，进而恶化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郑新业等，2018）。Song et al.（2021）以 20 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为样本的研究也发现，FDI流入和国际汇款的增加会提高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跨境资本流动对东道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同样表现出了显著的异质性特征。例如，Herzer & Nunnenkamp（2011）的研究表明，FDI 对欧洲收入不平等的短期影响为正，对收入不平等的长期影响平均为负，FDI 的增加会减少收入不平等，更高的收入不平等将会导致 FDI流入量减少，并且FDI 对收入不平等的长期影响表现出了异质性特征。Chintrakarn et al.（2012）利用美国州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长期来看FDI 对美国的收入不平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FDI 对各州收入不平等的长期影响存在相当大的异质性，在部分州中FDI反而提升了收入的不平等。尽管FDI的流入和流出在长期能够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但这一影响存在较大的跨国差异，对部分国家来说FDI反而提升了收入不平等程度（Herzer & Nunnenkamp，2013）。Mallick et al.（2020）对中国和印度的对比研究中发现，FDI和汇款流入都显著减少了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但是却加剧了印度的收入不平等。Huang et al.（2020）基于样本国家人均GDP的分组研究显示，FDI 提升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对中等收入群体没有显著影响，同时降低了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就是说，FDI流入可能会随着一个国家早期的发展而增加收入不平等，但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入而最终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政治、经济和金融风险较高的情况下，FDI会恶化收入的不平等，而在政治、经济和金融风险较低的国家，FDI会缓解收入不平等（Wang & Lee，2021）。

综上所述，当前学术界关于跨境资本流动对东道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绝大多数研究聚焦于分析FDI对东道国收入分配的影响，鲜有探讨跨境资本流动其他两种主要类型对东道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同时，归纳现有研究结论我们发现，FDI更可能改善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状况，而FDI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收入分配通常表现出负面影响。Figini & Görg（2011）对于FDI和工资收入不平等的研究认为，可以将FDI视为在东道国引入新技术的工具，并为本土企业提供“榜样”，FDI带来的工资收入不平等对于不同经济体表现出两个不同的阶段。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劳动力市场中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随着更多的FDI流入经济体，国内企业能够更快地模仿跨国公司使用的先进生产技术，最终使得劳动力市场中均为熟练工人，因此缩小了收入差距。而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跨国公司将新技术引入东道国，由于劳动力市场中熟练工人的占比较少，FDI带来的技术冲击为熟练工人开出了更高的工资溢价，因此加剧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工资收入之间的不平等。发展中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往往缺乏足够的技能和教育水平，导致 FDI 带来的高薪职位主要集中在少数高技能劳动者中，进而扩大收入差距（Cruz et al., 2023）。此外，FDI 往往集中在特定的经济特区或城市，造成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Wei et al.., 2009），农村和落后地区可能得不到充分的投资和发展机会，进而带来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同时，在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劳动法和工人权益保护措施较为薄弱，国际垄断资本所有者与国内行政权力代理人和国内垄断资本所有者的联盟，使得他们更容易共同从中低收入群体中抽取收入份额，而非彼此之间争夺（黄泽清和陈享光，2018）。这种现象不仅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也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剧收入不平等。因此，我们提出了本文的第一个假说。

H1：总体而言，FDI能够改善东道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但这种影响仅在发达经济体中成立，FDI反而会恶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状况。

FDI流入通常能够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降低东道国的失业率水平并提升劳动收入占比。FDI通常伴随着大量的资本流入，这些资本投入可以用于扩大生产能力、建设基础设施、推动创新和技术进步。同时，外国投资者还会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通过技术转移促进东道国的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傅元海和林剑威，2021），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外国投资者的进入通常带来新的产业和业务领域，推动东道国从传统产业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这有助于提高产业结构的效率和竞争力，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同时，FDI的实施通常伴随着企业的扩张和增加的生产需求，外国企业的投资和运营活动可以创造大量的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并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张婷等，2021）。与外国投资者合作，东道国的劳动力还能够获得技能培训和职业发展的机会，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和竞争力。通过技术转移和技能提升，劳动力的生产力和技术水平可以提高，从而为劳动者争取更高的工资和薪酬水平（Tomohara & Takii，2011；刘晨等，2018），这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FDI的引入通常还会推动劳动力组织和工会的发展，工会可以代表员工协商工资待遇和劳动条件，增加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劳动力组织和工会的存在可以促进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提高劳动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

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失业率降低以及劳动收入占比提升显然能够影响其收入分配状况。Brueckner et al.（2015）基于1960–2007年间80个国家面板数据的研究显示，人均GDP 每增长 1%使得该国基尼系数下降0.08个百分点以上，经济增长提高了低分位数人群的收入份额同时削减了最高20%分位数人群的收入份额，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使得底层人民和中产阶级受益，Kurniasih（2017）以及Shi et al.（2022）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FDI带来的经济增长可以改善东道国的的收入分配。同时，失业率的增加也会使得低收入人群陷入贫困而扩大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占比，进而加剧收入不平等（Cysne，2009； Furceri & Ostry，2019），因此FDI带来的失业率的减低将显著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此外，由于中低收入人群主要的收入来源为劳动收入，FDI带来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加可能会提升劳动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例，进而财产性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相对下降，而财产性收入又是高收入人群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FDI可能会降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份额。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了本文的第二个假说。

H2：总体而言，FDI能够通过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降低东道国的失业率水平并提升劳动收入占比来改善东道国的收入分配状况。

二、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二）计量模型构建

三、实证研究

（一）基准模型

（二）稳健性检验

（三）内生性讨论

（四）异质性分析

四、跨境资本流动对收入分配影响的机制检验

五、 进一步研究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经济全球化以及金融市场深度联动的背景下，跨境资本流动对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均衡的影响日益显著，同时跨境资本流动还可能对东道国的收入分配状况造成影响。目前学术界对于跨境资本流动如何影响东道国的收入分配尚无定论，根据样本和时间跨度的不同得出了异质性的结论。本文基于全球57个经济体3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探讨了以FDI为代表的跨境资本流动如何影响东道国的收入分配，得到的主要结论包括：整体来看，FDI显著优化了东道国的收入分配状况，但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并不显著；异质性检验表明，FDI显著改善了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分配但不能改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状况；FDI对收入分配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较高的经济体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更为显著；机制研究发现，FDI通过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降低东道国的失业率并提升劳动收入占比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考虑了各经济体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进一步研究显示，FDI只有在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体中才能够发挥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为中国如何利用跨境资本流动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提出了如下的政策建议：

首先，持续优化外资引进结构。考虑到跨境资本流动中证券投资和跨境银行信贷并没有发挥改善收入分配的效应，且上述两类资本流动对全球金融周期的敏感性较强（谭小芬和虞梦微，2021），可能引发东道国资本流入发生逆转，进而加剧金融风险并恶化收入分配的结构，因此应当加强对资本流入结构的监控力度。此外，以往中国引进的FDI主要集中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引进不足。在当前全球面临气候变化与能源革命的历史时期，应当引导FDI流入战略新兴产业而非金融等虚拟经济部门，在创造就业、促进增长的同时实现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

其次，稳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本文的实证研究显示，只有在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高的经济体中，FDI才能够改善东道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当前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偏低，根据标准化Chinn-Ito指数的测算仅有不到0.2的水平，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升有利于FDI改善东道国的收入分配。因此，基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现状、循序渐进地开放资本账户不仅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还能够通过吸引FDI实现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但这一过程不可操之过急，需要通过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等手段有效缓冲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外部冲击。

最后，不断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根据我们的研究结论网络配资股票，金融市场发展状况能够对FDI改善东道国收入分配产生显著影响，一个充分发展的金融市场有利于发挥FDI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并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而不完善的金融市场则可能导致FDI过多流入虚拟经济部门而加剧贫富差距。深化金融市场改革需要通过市场化要素价格、提升直接融资占比、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等措施进行，完善的金融市场不仅能够增强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度，还可以通过金融服务的普惠特征放大FDI对收入分配的改善效果，有利于共同富裕伟大目标的实现。